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

【来源：易教网 更新时间：2024-05-27】

中国社会有士之一流品，而其他社会无之。士在中国社会上有特殊地位，在文化传统上有特殊意义与特殊价值，始于孔子。士志于道，即尚其所志之道。士的道始则修于身，继则齐其家。扩大之后，则有家族，有家乡。再扩大之后，则有治国之道。超国家而上，则有平天下之道。这四个层次中，德行为最重要的一层。如果没有德行，就不足以称为士，也无法做到身、家、国、天下的完整统一。 孔子曾称赞颜渊，他说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。”这里的“用”指的是用其道，而不是用其身。如果能够用其道，士就能够在行动中展现出来。如果不能用其道，士就会隐藏起来，宁愿退而不仕。士可以用，也可以不用。可以仕，也可以不仕。但是社会中有士，士的道才能够传播开来。 孔子创立了四科：德行、语言、政事、文学。言语和政事是在仕途中的重要事务。言语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政事，因为政事只是在国内进行，而言语能够用于国际外交，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。所以言语的重要性要高于政事。文学虽然还没有被用到，但专注于典籍文章的研究，上溯古代，下传后世。文章就是道。在这三个层次中，德行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没有德行，就不足以称之为人，也无法成为士。 孔子的弟子中，有先进和后进之分。先进的弟子是孔子早期的传道者，他们有志于用世，但对文学不太关注。而孔子晚年的传道者是后进的弟子，当时孔子已经年老，他们更关注于文章典籍的研究，而对用道、行道的志向相对较弱。孔子说：“如用之，则吾从先进。”虽然孔子年纪大了，但他仍然有行道用世的心愿。 在四科中，德行最重要的人是颜渊。他说：“夫子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。” “博我之文”指的是四科中的文学，用于求道、讲道、明道。 “约我以礼”指的是用世行道者。孔子说：“君子不器”，又说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”用的意思是使用其道，而不是使用其身。如果能够使用其道，士就能够在行动中展现出来。如果不能使用其道，士就会隐藏起来，宁愿退而不仕。士可以用，也可以不用。可以仕，也可以不仕。但是社会中有士，士的道才能够传播开来。 孔子去世后，他的弟子们普遍受到各方的重视，但没有人得到上层政治的重用。孔子的再传弟子们如子思、孟子、荀卿都获得了名声，但也没有人在政治上获得重用。儒家以下，诸子并兴，继孔子而起者为墨翟。墨翟有广泛的影响力，却也没有受到列国政治上层的重用。墨子曾多次推荐他的弟子进入仕途，但没有一个人得到重用。墨家有钜子组织，如孟胜，他也是钜子，是各国墨徒的领袖。然而他仅仅成为一个家臣，并以三百人之众死在任上。另外还有杨朱，他没有受到政治上层的重用，也没有留下名声。道家的庄周仅仅是宋国一漆园吏。他被楚国聘为相，但他辞了，宁愿做一个无足轻重的人。 在战国时期，诸子聚众讲学，形成了儒、墨、道、名、阴阳、农家等流派。然而那些开山宗师以及继承者在当时的学术上有名望，但在政治上却没有获得重用。获得重用的人往往是真正的士人。比如贾谊、董仲舒等人，在政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有些人虽然没有得到重用，却在学术上有很大的影响力，比如鲁仲连、郑玄等人。他们的影响力超过了帝王卿相，成为社会下层的草泽平民所尊敬和崇拜的对象。 所以说，士的影响和贡献主要体现在社会上。对于士来说，师傅比君主更受尊敬和爱戴。在中国社会上，最受尊敬的人往往是在野的士人，而不是在朝的卿相。在战国时期，七个国家统治了整个中国，但人们向往和仰慕的却是士人。因为士人比君主更能够尊贤礼士。如果君主没有能力，士人就会批评他。比如颜渊批评齐宣王，严光批评汉武帝。这些士人的声音可能不会被当时的政治上层听到，但他们的影响却很大。 中国历史上，真正的士人能够得到政治上层的重用。比如李斯、伊尹、周公旦等人都在政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有些士人虽然没有得到重用，却在学术上有很大的影响力。比如黄巾起义时期的严光，他隐居不出，但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政治上层的人物。同样，东汉末年的郑玄也没有得到政治上层的重用，但他的影响力却被后世所传颂。 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影响和贡献主要体现在社会上。真正的士人往往在政治上没有得到重用，但他们的道德、学术和精神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。他们以身作则，用道行事，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，也成为后世士人的楷模。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历史的影响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。

中国历史上的士和政治

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和管宁

在黄巾起义之后，中国进入了魏、蜀、吴三国时期，曹操、刘备和孙权都是士人。同时，荀彧、诸葛亮和鲁肃等也都是士人。诸葛亮被后世称为能够让三国照耀后世的人物，与两汉时期的名士一样。但是还有一个士人，叫做管宁。他最初逃亡到辽东，后来老去归中土，在家里耕田挖井，曹操召他也不出来。后世尊敬他，认为他甚至胜过了诸葛亮。诸葛亮虽然是政治家，但最终没有在世乱中挽救社会。而管宁作为一个野人，虽然生活在乱世，却保留了一个完整的人。因此，这个社会并没有完全崩溃，还有希望。孔子曾经说过，他想去住在九夷之地，并说：“我知道道路为什么不行。”尽管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也无法改变世界的乱象。然而，孔子又说：“后生可畏，怎么知道未来的人会不如今天。”三国乱世，比春秋末年更加混乱，而管宁正是孔子所说的后生可畏。在世界纷乱的局势中，有一个士人屹立不倒。后人希望效仿诸葛亮，但很难像刘备三次拜访草庐那样。但如果希望成为管宁，就不需要等待外部条件。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创造了列传体，被后人奉为正史之首。其中包括了七十篇列传，第一篇是伯夷，但他并没有在当时被广泛使用。司马迁因为谈到了李陵的事情而惹祸上身，最后免于死亡。尽管他成为了武帝内朝中书，但他已经对政治事务不再有兴趣。他并没有在当时追求功名，而是为了后人的评价。他的《报任少卿书》是畅所欲言的。而管宁则能在文字著作之外展示自己。司马迁已经陷入了政治圈，不如管宁那样从容地脱离世俗事务，仍然可以成为一个社会人物，成功地实现志向，完善自己，不至于像伯夷那样饿死与他相抗衡。这也突显出中国政治的特殊性。

唐代的陶渊明和韩愈

从两晋南北朝开始，五胡乱华，南北朝对峙，与两汉相比，形势更加不利。然而，士人兴起，他们在前人面前不会感到羞愧。比如陶渊明，他耻于为五斗米屈膝，写下了《归去来辞》，在孤松旁徘徊。在当时的政治事务中，他可以说没有贡献。然而，他的诗歌广为流传，越来越普及，越陈旧越新鲜，已经过去千年而没有衰落。几乎每一个中国读书人，每一个士人，都会背诵他的诗歌，敬仰他的为人。在他之前，有《古诗三百首》，还有屈原的《离骚》，但这些都充满了政治性。只有陶渊明的诗才真正沉浸在社会的底层，最终影响到了政治的高层。他可以说与诗与骚并列，称为三位鼎足。在晋朝、南北朝时期，只有陶渊明的诗集就足以继承三代两汉的传统，而且在唐、宋、明、清朝期间都继续发扬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新篇章，一脉相承，无需他人追求。因此，士在世界上的重要作用，如同陶渊明一样。

唐朝的太宗与魏征

下至唐太宗，在登基成为天子之前，他就已经有了十八学士的士人团体。与汉光武相比，更甚一筹。然而，玄武门之变，兄弟争斗，最终成为太宗内心的一块耻辱。不幸的是，他的父亲是唐朝的开国皇帝，却遭遇了这次宫门之变。魏征最初为太子建成办事，后来为太宗办事，这也不能与管仲为齐桓公办事相比。魏征在内心中并没有愧疚之事。所以他经常对太宗进行劝谏，没有一次不尽力。即使魏征因此而死，也明确了他为政府服务的初衷，并没有为了个人的地位而去追求，可以向世人明确表达，没有遗憾。然而太宗对待魏征，也知道非常重视，优待有加，这也表明他出使的初衷，并没有个人私利。一部《贞观政要》成为后世君王常读的教科书。太宗与魏征两人相处的情况，尤为《政要》一书中的重要内容。这说明政治是人群社会中重要的业务，与现实牵涉到的理念相比，理想每次都会减损。因此，要成为一个政治人物是非常困难的。伊尹服侍桀五次、汤五次，何尽人皆可效仿。他放太甲在桐宫里，果然使太甲没有悔悟，那伊尹又如何改善后作呢？周公诛杀管叔，放逐蔡叔，大义灭亲，也何尽兄弟相处之道。果然成王成为一个品德不如人的君王，周公又如何改善后作呢？以伊尹周公的圣人，尚有困难。所以孔子说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。”重视道德而轻视仕途，这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。即使对于唐太宗和魏征，也可以看出这一点。如果必须将政治人物奉为尽善尽美的最高人生标准，那么这个人生又有多少希望呢？只有中国才有另一个更高的标准，更高的境界。而政治人物则向这个境界而努力，也受到这个标准的崇拜。这是中国社会士人的存在，中国文化中最有意义和价值的地方。

宋代和明清时期的士人

从两晋南北朝时期开始，士人可以隐居于门第之中。到了唐代，科举制兴起，门第逐渐衰落。作为一个士人，他们纷纷投身于应举从政的道路，在政治上取得了重大进步。对于政治来说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。而其他的士人则转向释道二家，成为异端。政治人物也多信奉释道。所以唐代的社会标准士人未必比两晋南北朝的士人多。古代以来政治上的崇高理想，反而趋于黯淡。这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退步。中唐时期，有韩愈出现，提倡古文。韩愈曾说：“好古之文，乃好古之道也。”韩愈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士人的传统。幸有昌黎一集，可以与晋、宋时期的陶渊明集相比，甚至更胜一筹。然而，韩愈最终没有得到政府的重用。他的建议被接受时，几乎陷入了死亡的境地。像韩愈这样论大节的人，可以说是唐代的一个标准士人。诗圣杜甫，可能次于他。而同时也有像柳宗元这样推崇古文的人，却无法与韩愈相比。到了宋代，韩愈才成为唐代特出的第一人。这显然是因为他遵循了中国士人的重大传统。幸好有新五代史的欧阳修，才开始批评朝廷。他对于冯道的定论成为了《新五代史》的开篇，韩愈也开始受到崇拜。于是中国传统的光明得以再次照耀，传统文化得以再次发扬，成为宋代一个士人较多的时代。

元代以后的士风

元代由于蒙古异族入主，政统变化于上，而道统也变化于下。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中国社会，没有发生大变。社会上的士人相继隐退在野，不与朝廷竞争。下至明清时期，士人开始从政，成为政府的一部分。参与政治，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其他的士人则转向佛道两家，成为异端。政治人物也多信奉释道。因此，元代社会士人的标准，未必比两晋南北朝更多。古代相传政治上的崇高理想，反而在洪秀全以科举不第为由，在广西山中起兵，奉耶稣为大哥，自为天弟，建立了“太平天国”。他们到处焚烧孔子庙。曾国藩以一湘乡在籍侍郎办事，最终平定了洪杨之乱。他的志向不在保护清朝，而在保护孔子。曾国藩最终也没有得到清朝的重用。当时是同治皇帝，与人民一同治理国家，所以不敢以帝王专制。接着是咸丰皇帝，与人民一同富裕，所以不敢以帝皇独富。可以知道，尽管是异族皇帝，对中国社会，都有顾忌。所以杰出的士人很少得到重用。但最终他们与士人共享天下，不敢安于专制。二十五史的诸儒，社会的士人与朝廷上层政治之间的关系，以上所述的例子，可以看出一部分。

辛亥革命以后的士和政治

辛亥革命后，中华民国成立，政统发生了变化，道统也发生了变化。民初就有了新文化运动，以批判孔子为号召，打倒孔家店。孔家店中的伙计们，就是本文所说的社会底层的士人。从那时起，社会上有了民却无士。上至君，下至庶民，这可以说是全盘西化。西方民主政治，并不是全国独尊一政统，还有财统，即资本主义。西方的选举权，主要操纵在财统之手。学统并不占重要地位。学校教师，报纸杂志，各种刊物，言论自由，这是学统。但是与结党竞选并不相关。宗教信仰，政教分离，信仰自由，这是教统。按照中国人的观念，西方学统转向了教统，而政统则转向了财统。政教分离可以说是无关的。这与中国政统附属于士统的观念，即中国人所谓的道统和士统有很大的不同。最近的英美情况已经开始显露出来。它们进行了党派竞选，争取多数来执政，可以称之为党统。但党统政统与中国历史上所谓的道统和士统无关。这是中西文化的重大差异。

中国士统与西方学科统的不同

孔子曾说过：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这说明中国士统不以财富为目标。相比之下，西方的学科统则将各个学科分门别类，各自成为专家，形成了各个独立的学科统。而中国的士统则强调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是一个综合性的道统。

中国的士统并不是宗教组织，也不会形成一个党派。中国士人追求出众，而不是迎合多数人的意见。他们坚守自己的原则，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结党。这种士统是中国民族独有的特色。

与此不同的是，最近西方出现了一种趋势，即不允许各种统存在，只允许共产党。在这种党统下，财统、学统、教统、工统等都没有自由，只听从党的独裁。中国也有很多人向往这种模式。从民国以来，中国陷入了中西文化的争论和民主与极权的争论。中国自身的传统和地位被淡化。

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

现在有人提倡文化复兴，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基础。首先是民族主义，要有对民族传统生命和传统精神的认识。其次是民权主义，中山先生主张权力在民，政府需有能力，不需要完全听从民众的命令。最后是民生主义，中山先生认为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。但共产主义并不等于民生主义。中国传统经济理想更接近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。中国的士人也可以看作是无产阶级。中山先生认为政府有能力，不需要听从党的命令。他倡导的五权宪法中的考试权、立法权、监察权等属于政统而不是党统。

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长期的建国纲领，而不是一时的施政方针。因此，它仍然属于道统，而不是治统。我们阐扬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时，必须深入体会这一前提。中国之后是否还需要士的存在，如何复兴士统，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重要问题，需要深入讨论。

中国士统的独特之处

中国士统与其他民族有所不同，他们所学所信的大纲和目标也不同。这个问题需要在其他文章中进行详细讨论，不能在此详述。

引用自钱穆《国史新论》